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的一生里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去寻找权威、跟从权威？在现代社会说这句话，听起来是挺刺耳，但这话是真的。我们的汽车坏了，我们要找修理汽车的权威；我们病了，我们要找医学方面的权威。在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就会去找权威的人士，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或多或少跟从他们的指导。

在基督教神学方面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也会倾听神学方面的权威。我们寻求指引、带领我们去走正确的方向，我们认真聆听他们的话。乍看一下，在基督教神学方面权威的问题是很简单，但是对于在千禧年里寻求神学方面指引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发现有一些非常重要和实际的问题要去面对。在基督教神学方面我们需要哪一种权威？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种权威？

这是《建立你的神学》系列的第四课，题目是《神学的权威性》，因为我们要讨论在建立我们的神学时，寻求和跟从权威所涉及到的一些中心问题。

我们要集中精力去看在教会历史三个不同时期，基督徒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第一，我们要总结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对神学权威的立场；第二，我们要察看早期更正教基督徒是怎样认识神学权威这个问题的；第三，我们要探讨当代更正教基督徒应当怎样看待这些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对圣经神学权威的立场。

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归正宗，或是更正教神学，但是我们以讲论罗马天主教作为开始，用此为背景衬托更正教的立场，这常常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会发现，归正宗对神学权威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中世纪教会的错误作出回应，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我们察看中世纪教会时要涉及两个话题：第一，中世纪教会对《圣经》权威的教训；第二，由此而来对教会权威的立场。让我们首先看看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是怎样看待《圣经》的权威。

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内部不同的人和修会对待《圣经》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是相信《圣经》权威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在实际做法方面，中世纪的教会对《圣经》的态度，使得人几乎无法按照承认《圣经》权威的这个承诺来行事。

我们察看这个问题，就会碰上三件事：第一，中世纪时期对《圣经》默示的极端立场；第二，对《圣经》含义的过分立场；第三，夸大《圣经》隐晦的说法。让我们首先看看中世纪教会对《圣经》默示的立场。

总体来说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宣告《圣经》既完全是神所默示的，也是神通过人为器皿把它赐给我们的。然而不幸的是，在教会历史的这个阶段，很多神学家在对默示的认识上走上了极端。他们强调《圣经》是来自于神的，却忽略了《圣经》在人方面，在历史方面的来源。中世纪教会过分强调《圣经》来自于神，这是有几方面的原因。

例如，中世纪的神学家十分依赖希腊哲学，比如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这些哲学思想指引着基督教神学的分类和重点。在很多方面，这些哲学思想看重永恒的实在性，大大胜过时间和历史的实在性，基督教神学家倾向认为，在《圣经》的特征方面，《圣经》属天的来源比它历史性、从人一方的来源要至关重要得多。

除此之外，中世纪的《圣经》学者对《圣经》年代的古代历史是如此不熟悉，结果他们不能好好实际应用《圣经》的历史背景。所以他们强调他们确实认识的部分就是《圣经》包含了天上永恒之神所启示的超越时间的真理――从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其他因素的考量。

中世纪教会强调《圣经》来自于神，这导致对《圣经》含义产生一种令人遗憾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圣经》源自上天，这就意味着《圣经》表达其含义的方法是和其他书本表达含义的方法不一样的。而是因着神默示了《圣经》，《圣经》就是充满了各样的含义。很多中世纪的神学家跟从奥古斯丁的思想，认为其中一种证据，表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圣经》的经文拥有多重的含义。

请听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第三卷是怎样表达这个立场的：

我们对《圣经》同一句话有两种或者更多的解释，即使对《圣经》作者要表达的意思还不清楚，这样也是没有危险的 同一句话能按几种含义加以理解，神为《圣经》所作的预备，还有什么能比这显得更慷慨，更硕果累累的呢？

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赞赏奥古斯丁对《圣经》极为重视的立场。《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超越一般的特质表明它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也能认同，《圣经》的许多方面只能按照神超自然监督它的成书来加以解释。

但是奥古斯丁的立场比这更远。他相信神的默示让《圣经》里的经文充满了多重的含义。奥古斯丁不是让我们关心写《圣经》的人要表达的意思，他相信我们应当关注神要表达的多重含义。人们称他和与他相关的观点是「经典多元性」的立场，就是相信因为《圣经》是出自神的，所以《圣经》经文有很多层次的含义和价值。

也许经典多元性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就是因卡西安（John Cassian）发扬光大，被称为「四重意义」的释经法。按照这种方法，每一节《圣经》经文都应当被看作是有四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字面意义，就是一节经文明显或一般的含义；第二，寓意，按照《圣经》是教义真理的隐喻来解释经文；第三，转意或者道德上的含义，为基督徒的举止提供伦理的指引；第四，神秘的含义，说的是神的应许将来在末后的日子怎样得到实现。

「四重意义」的细节，以及经典多元性的其他表现形式对我们的学习并不重要，很多作者在别处已经作了解释。我们只是需要认识到，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大多数的天主教神学家相信《圣经》经文的含义是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常或普遍含义的。很主要的是，他们倾向相信这些额外的含义并不是扎根在《圣经》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之上。事实上，他们经常认为一段经文字面或明显的含义是太初级了，不适合作严肃的神学思考。相反，神学家受到鼓励，去看重更深的，隐藏的多层含义，因为它们启示了神对教会极大的心意。

中世纪教会对待《圣经》默示和含义的立场导致教会过分强调《圣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圣经》的隐晦。除了那些得到特别超自然洞察力的人以外，《圣经》对一般人来说是一本特别不清楚的书。

在宗教改革之前，《圣经》内容对普通基督徒来说是很不清楚的，对此我们不应当感到奇怪。首先，《圣经》如此罕见，几乎没有人可以得到《圣经》。另外，研究《圣经》和神学的首要语言是拉丁文，除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能认识多少拉丁文，能使用拉丁文。所以在这段时期，《圣经》对普通基督徒来说成了一本封闭的书，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对那些有能力，有机会去读《圣经》的人来说，《圣经》也被认为是隐晦的。他们认为神把多重的含义放在《圣经》里面，是隐藏起来，一眼看不出来的。

请想象一下，某人给你一张锁起来的藏宝盒的照片，要你告诉他这盒子里面有什么宝贝。要知道盒子里面有什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宝贝是藏起来的。对中世纪时期的《圣经》研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人对《圣经》是非常隐晦的立场使得人认为《圣经》几乎不可能有很多应用，不可能对神学发展有真正的权威。当然，理论上《圣经》仍然是神给基督教神学赐下的默示的藏宝盒。但在一切实际方面，《圣经》还是被封闭起来的；它是如此隐晦，要它引导神学家完成他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明白了中世纪教会对《圣经》权威的立场，就可以接着看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中世纪教会神学的权威。

中世纪教会为了解决其对《圣经》教训引发出来的问题，而发展出对教会神学权威的观点。因为《圣经》被看作是隐晦的，它就不能发挥对神学起真正权威的作用。因此，教会权威开始在神学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了要认识教会权柄这个特别的角色，我们要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中世纪神学家怎样看待他们之前的教会权威；第二，他们怎样看待他们当时的教会权威。让我们首先来看过去的教会神学权威。

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教会对过去教会权威的观点是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当然《圣经》本身被看作是教会继承的一部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中世纪的时候，《圣经》教训本身被人以为是如此隐晦，所以人们需要其他可以作指引的来源。结果就是中世纪的神学家查考教会神学的历史，以此来决定他们应当相信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教会历史是神带领和引导他的百姓走在真道中的历史。出于这个原因，教会过往所教导的至少在两方面，令中世纪的神学家产生极大的兴趣。

一方面，人们非常关注早期教父。像坡旅甲（Polycarp），伊格那修（Ignatius），爱任纽（Irenaeus），特土良（Tertullian） 和殉道者遮斯丁（Justin Martyr），以及后期教父，比如奥古斯丁（Augustine），阿他那修（Athanasius）和耶柔米（Jerome）等人的作品，这些人深深影响着教会内不同修会的思想。这些教父通常并不被人认为是无误的，教会内不同的派别倾向偏好早期教父传统不同的支流。

然而，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神给了过去的伟大神学家们特别的看见，教会一定要特别留心他们的教导。中世纪的哲学家提出神学观点，很少有不从教会早期教父那里寻求支持的。

另一方面，中世纪教会更大程度地依从教会的大公议会。尼西亚会议，康斯坦丁堡会议，迦克墩会议，这些以及其他大公议会的决议非常受人重视。为了各样实际的目的，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这些是对《圣经》教导无可置疑的总结。不认同这些，这就等同于不认同《圣经》，不认同基督。

随着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教父的很多教训和大公议会的很多决议都发展成为了正式的教会传统。随着这些传统得到加强，它帮助人们制定了教会极多的教理。人们认为这些教会教理并非是可能有错的人的神学，而是和《圣经》一样有同等权威的神学。事实上，为了各样实际的目的，教会的教理取代了《圣经》。在宗教改革前，忠心的基督徒是不应当问「《圣经》怎么说」的，而应当去问，「教会怎么说？」

过往的教会权威对中世纪教会来说十分重要，当时关于《圣经》的教训也产生出一种需要，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要有很大的神学权威。

肯定的是，教会在理论上继续确认《圣经》的权威，但是《圣经》太隐晦了，不能指导教会去解决过去没有得到解决的眼前问题。这样教会怎么可以在当前的神学争议中找到指引呢？

简单来说，中世纪的神学家相信神使用教会等级建立了一个活权威的体系，这种等权威为基督的身体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教训。解决当前神学争议的权威落在神父，主教和教皇身上。很多人认为教皇就是教会无误的头。当教会需要作出一个神学决定，它并不鼓励信徒去问，「《圣经》怎么说？」而是鼓励他们去问，「教会的等级权威怎么说？」

几十年前我在东欧一个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参与一个街头传福音计划。有一次我要把一本《圣经》送给一位年轻人。他停下脚步和我交谈，但拒绝接受《圣经》。他对我说，「我不能明白《圣经》，我要我的神父告诉我它讲的是什么意思。」「不，你可以自己明白《圣经》的，」我回答说，一面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3：16，「就看这节经文，告诉我它在说什么。」他看了约翰福音3:16 ，非常真诚地说，「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不能明白它的意思的，只有我的神父才能告诉我。」尽管这位年轻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他对待《圣经》的态度和中世纪时期大多数西方基督徒对待《圣经》的态度却是非常相似。 如果明白神旨意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教会权威，那么普通基督徒就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认真看《圣经》。就是这样，教会官方等级权威，而不是《圣经》，成了那时候的人研究当时神学问题无误的指引。

明白了中世纪教会的这些立场，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早期更正教信徒是怎样认识《圣经》权威和教会权威了。

在很多方面，天主教和更正教争论的核心正是围绕着权威这个问题的。《圣经》要作教会的指引，还是过去和当时的教会权威要掌管一切？

我们首先来看更正教对《圣经》权威的立场，然后来看更正教对教会权威的立场。让我们先来看看更正教对《圣经》权威的立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那样，中世纪天主教对《圣经》的立场在几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非常极端的。在这个部分，我们要看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是怎样回应这些错误，重新更正对《圣经》的默示，含义和清晰性的教训。我们首先看对《圣经》默示的教训。

我们一开始就应当说，改教家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是明白《圣经》有从神和从人这两方面的来源。一方面，他们看《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一本超然的书。马丁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都毫不含糊地确立，《圣经》是通过神的默示被交给神的百姓的。他们非常认真地看待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所说的，就是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

正如这节经文教导的，终极来说《圣经》是来自于神的，目的是给神的百姓提供完全可靠的特殊启示。

改教家们相信神的手保守了《圣经》脱离谬误。神超然地给了《圣经》作者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信息，他亲自督导他们的写作，所以他们所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至为重要的是，神的默示给了《圣经》绝对、不容置疑的权威。

但是改教家们避免了中世纪教会的错误，他们也承认《圣经》的人类作者对《圣经》的内容和含义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早期的更正教信徒不是把《圣经》看作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而是强调《圣经》是在历史过程中，以人为器皿而临到人类这里。这种对人是作者的立场是和耶稣和《圣经》作者他们自己对《圣经》的立场非常一致的。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2章，从41到44节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马太福音22章第41-44节）

在这一段《圣经》里，耶稣用了诗篇第110篇1节来难倒那些法利赛人，他专门让他们留心去看大卫，这节经文的人类作者。耶稣和法利赛人都同意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如果大卫是在初世纪的巴勒斯坦，他是不大可能称他的后裔为「主」的。

耶稣就是这样，要法利赛人解释大卫为什么把这个称号归于他的那位子孙。请注意，耶稣的论证是集中在这个事实上的，就是《圣经》的含义部分是取决于它的人类作者生活的细节。像这样的关于《圣经》作者和人物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摩西，以赛亚，耶利米，大卫，保罗和其他作为神话语器皿的人。这些人类器皿对《圣经》作出了显著的个人贡献。

改教家们从这些和其他的例子中，得出正确结论，就是《圣经》是出自实实在在的人类处境，是人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所写成的。如果基督徒要正确理解《圣经》，他们不可以只强调《圣经》是从神这一方的来源，也要强调《圣经》具有从人类和历史的来源。

重视《圣经》默示中人的方面，这对改教家们决非仅仅是一种理论，这还大大影响了他们对了解《圣经》含义的认识。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个问题：改教家们不是跟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模式，去在《圣经》里找寻隐藏起来的神的意思，他们努力按照《圣经》经文字面的含义，按照《圣经》的人类作者要向他们原本听众传达的含义来解释《圣经》。

在这里，我们要留意，早期的更正教信徒并没有彻底地与中世纪教会的《圣经》研究方法分道扬镳。有时候宗教改革时期的作品还留有着经典多元性解经的痕迹。例如马丁路德对诗篇的注释，就表明了他还是继续依赖这种解经方法。然而要说一句公道话，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天主教神学家相比，改教家们是不断更多强调《圣经》的人类作者要传达的含义。大部分时候他们是把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建立在经文原本的含义之上。对于更正教信徒，这种历史性的关注对《圣经》解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要了解宗教改革早期对《圣经》经文字面和明显含义的强调，我们应当记住，这种释经法是在15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形成了。

文艺复兴，或者叫「新生」，这个名字源自宗教改革前在西欧，人们对古典罗马，特别是希腊文字和文化再度产生兴趣。在文艺复兴之前，大部分的学者只能通过翻译了解古代希腊的经典，在大部分情形里，他们的解释是在教会监督之下。在不同时期，教会实际上是接纳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其他的希腊学者，结果他们的著作被解释成是支持基督教教义的。但是，在文艺复兴期间，许多学者找到赞助人，这些赞助人支持他们摆脱教会监督去认识古代的经典文献，他们开始按着这些文献作者一开始希望人理解的那样去解释这些作品。结果就是，对人们极为看重的古典作品的解释开始聚焦在这些作品的历史含义上，这经常和教会的教训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新版的希伯来文《圣经》和希腊文《圣经》也得以出版，这也导致在对《圣经》解释的显著改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此之前，人们解释《圣经》经文，主要是在教会指导下，在教会教理的支持下进行的。但是按照文艺复兴的原则，许多《圣经》学者，特别的更正教的学者，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去读《圣经》，去寻求按照《圣经》原本的历史含义来建立他们对《圣经》的解释。

更正教以按照原本含义和字面意思作为一切《圣经》解释的基础，这样的导向导致对《圣经》含义理解显著的改变。更正教信徒认为每一段《圣经》经文都有一个统一，一致的含义。正如《韦斯敏斯德信条》第一章第9条所言，

《圣经》任何一部分真正和圆满意义不能有多种，只有一个。

我们可以把这种立场称作对《圣经》含义的「一元观」。

当然，更正教信徒认识到《圣经》经文经常有比字面意思所表明的多得多的含义。《圣经》里的经文 和基督教真理有很多牵连关系，是超过原本人的作者当时所能理解的。但所有这些层面都是那唯一、真实、完全含义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和《圣经》明确的含义相辅相成的。

更正教信徒除了强调《圣经》默示和人有关的方面，以及《圣经》一致的字面含义的重要性，他们同时也确立了《圣经》自身的明确性或清晰性。

改教家们不是把《圣经》看作隐晦的，需要权威的教会解释，而是强调《圣经》是可以被人认识的。有几个因素是特别促成了更正教对《圣经》清晰性教训的发展。

首先，可移动式印刷机的广泛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圣经》得以印刷出版。人们可以得到《圣经》，这使得基督徒可以自己看《圣经》，判断天主教教会宣称《圣经》隐晦的说法是否正确。第二，勇敢的先行者开始把《圣经》翻译成普罗大众的文字，这也使得人们可以自己去看《圣经》是否清晰。第三，宗教改革强调《圣经》的字面意思，这也使得神学家们可以把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建立在可检查，可试验的基础上。很简单，他们不再需要依赖教会权威来告诉他们《圣经》的意思。人们用这些方法查看《圣经》，这使得他们普遍认识到，和天主教的观点相反，《圣经》是非常清楚的。

甚至连反对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忠心于罗马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墨也写道，

庄稼汉也能明白《圣经》。

这些发展为更正教信徒开辟了道路，使他们可以确立《圣经》的清晰性，使《圣经》重新成为基督教的实际权威。更正教信徒在这种新环境下，用全新的认识来看《圣经》，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就是天主教教会曾经宣告是很难明白的许多关键性的《圣经》经文，实际上也不那么难理解了。更正教的解经家发现他们越是研究《圣经》，《圣经》的教训就越发显得特别清晰。在宗教改革开始的头几十年间，更正教信徒对《圣经》的清晰性是极其乐观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简单：读《圣经》，让神学去迎合《圣经》里神清楚的启示。

但随着新教运动继续考察《圣经》，更正教信徒对《圣经》的立场变得更实际，他们开始谈论《圣经》当中不同程度的清晰性。事情开始变得清楚，就是《圣经》的某些部分是比其他部分更清晰的。

情况也开始变得很清楚，就是马丁路德相信是这样，加尔文主义者相信是另外一样，跟从慈运理的人相信的又是另外一种，早期对《圣经》清晰性的乐观立场让位给了更成熟的观点。事实上，对更正教这种更成熟的观点，我们本不应当感到惊奇。

甚至连使徒彼得也承认，《圣经》里面的一些事情是很难理解的，他在彼得后书3章16节写道：

［保罗的］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章16节）

请注意彼得是怎样说的：他不是说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容易理解的；他也不是说它们都是难明白的。他而是说，保罗信里有一些地方是难明白的。

所以，更正教的改教家们和中世纪的教会形成鲜明对比，他们高举《圣经》，超越教会的权威。更正教信徒认识到他们不是被切断，与神在《圣经》里的启示隔绝。他们确立《圣经》的清晰性，因此《圣经》重新得以被确立为超过教会权威的绝对权威。

我们已经看了早期更正教对《圣经》的立场，现在我们也要看看早期更正教信徒是怎样看待教会权威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教家们把他们的立场建立在《圣经》的默示，含义和清晰性上，重新确立《圣经》是掌控神学的唯一无可置疑的准则。然而，我们也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早期的更正教信徒并没有完全拒绝教会神学的权威。相反，更正教信徒相信教会神学有很大的权威，但是坚持这种权威是次要的，是服在《圣经》教训之下的。

为了有助于我们去认识更正教对教会神学的立场，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怎样看待过往的教会神学权威；第二，他们怎样看待当时的教会神学权威。我们先看早期更正教信徒对过往神学权威的立场。

尽管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但早期的更正教信徒也承认教会教父的教训，以及教会早期的信经也有很大的权威。改教家们坚持一种活泼的教会观，他们坚信圣灵带领早期教会进入很多很重要的真理，他们认为当时的基督徒应当承认这点。

我们在上一课已经看到，改教家们用「唯独《圣经》」的大红标语来论述《圣经》的权威。遗憾的是，今天很多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唯独《圣经》」这个教训，心存严重的误解。

在我们今天，很多福音派基督徒错误以为「唯独《圣经》」这个教训就是意味着除了《圣经》，我们不可以有别的权威。但这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立场，这并不是「唯独《圣经》」这个教训真实的推论。改教家坚持「唯独《圣经》」，这并不意味着《圣经》是信徒唯一的权威；而是意味着《圣经》是信徒唯一无可置疑的最终权威。这听起来可能会很奇怪，但是更正教信徒极力捍卫「唯独《圣经》」这个教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抛弃所有其他的权威，而正是因为他们看重其他的神学权威的缘故。

为方便起见，我们来看看《韦斯敏斯德信条》第一章第10条对这些问题的总结，这对我们会有所帮助：

决定宗教上的一切争论，审查教会会议的一切决议，古代著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灵感，都当以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最高裁判者，而且对其判决拳拳服膺。

这一段话牢牢确立了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就是「决定宗教上一切争论的最高裁判者」。换一句话说，教会一切的判断都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进行。但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言语。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是「最高裁判者」。如果某样事情是「最高」的裁判者，那么自然就有其他，非最高的裁判者。事实上，《韦斯敏斯德信条》在这一段话里提到了几样这些其他的权威。看起来是按照重要性来排列顺序的，它提到了教会会议；古代作者（或者教父）；世人的教训指的是过去现在教会里其他人的教训；私人的灵感就是对《圣经》经文含义内在的认识或确信。《韦斯敏斯德信条》承认这些权威，但是把它们看作是第二位的，是隶属在《圣经》绝对权威以下的权威。

天主教神学家经常指责改教家拒绝过往的教会神学，但是改教家坚持他们关于「唯独《圣经》」的教训，也很谨慎，不拒绝过往的权威。

首先，早期的更正教信徒常常引用早期教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事实上，随着《基督教要义》有超过二十次的修订，加尔文是加上越来越多对早期教父教训的探讨。另一方面，《基督教要义》里的一段话也清楚表明了早期更正教信徒对教会会议权威的立场。

请听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里是怎样说的。

我并不是拒绝一切的会议，或完全推翻它们的一切决议。然而他们仍坚持说，我贬低了它们的权威，让每个人随意接受或拒绝会议所决定的。决不如此。不过讲到任何决议时，我愿坚持两件事：第一，我要详细考查，该会议是在何时举行的，因着何事，有何目的，由谁参加；第二，该会议中所讨论的题目应当用《圣经》的标准来审核。会议的决议应有力量，也应被认为是暂定的，但这并不足以免除我所提到的考查。（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四，第9章第8条）

在这里，加尔文所说的有几点非常重要的见解：第一，他坚持要按照历史来理解教会的会议。它们不是超越时间，从神那里而来的直接启示。文艺复兴时期的解释方法 － 就是关注字面的，历史性的含义 －应当被运用在看待教会会议上。信徒应当「详细考查，该会议是在何时举行的，因着何事，有何目的，由谁参加」。

第二，我们看到「唯独《圣经》」的教训带领加尔文去坚持教会的教训应当最终用《圣经》来衡量，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正如他在这里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运用「《圣经》的标准」。

但对于我们这里要达到的目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加尔文宣称过去的教训应当被当作是「暂定的」判断来被人接受。这就是说，教会历史悠久，古时候的发现，应当被作为我们暂时，初步的判断加以接受；我们应当接受它们的教导，直到谨慎的释经证明它们是错误的为止。

加尔文的策略反映了当时那引导众人的智慧（最极端的更正教信徒除外）。绝大多数的更正教信徒明白，他们应当承认早期教会和教会的信经有很大的权威。他们是带着暂定的接受看待过往的教会神学，他们承认《圣经》至高无上，以此约束一切。

我们已经看了早期更正教对过往教会神学权威的立场，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更正教信徒是怎样看待和他们自己同时代的权威的。当他们努力回应神学上的问题，他们自己承认哪一种的权威，要求别人承认哪一种的权威？

你可能还记得，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发展出了一全套的当代神学权威体系，最终得出教皇无误论的说法。更正教改革主要就是拒绝这种对教会神学的态度。只有《圣经》的权威才可以被接受为是无可置疑的。教皇，教会会议，以及其他的教会权威都会犯错，都会有误。

很要紧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早期更正教信徒是极为尊重教会里被正式按立的教师的权威。个别的学者，教会里的博士是值得大大尊敬的，因为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宗教改革的神学。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宗派的更正教信徒都制定了他们自己的信条，要理问答和信经，这些被承认是教会里第二位的权威。

早期更正教信徒对当时被正式按立的神学家是如此尊重，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教导跟从基督的人应当尊重神在教会设立的权威。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这个问题，但我们以保罗在提多书2章1节和15节给提多的教导为例子，我们看到：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戒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提多书2章1节，15节）

早期的更正教信徒明白，很多像这段《圣经》经文教导的，要求跟从基督的人要尽一切可能顺服在被正确建立的教会带领者之下。建立基督教神学不是脱离这样的权威架构，由个人或团体去完成任务。

这种在教会权威和《圣经》权威之间的平衡可以用一句归正宗教会反复宣讲的古老口号加以概括：「归正教会在不断归正」，拉丁文的简写就是 semper reformanda，「不断归正」。 这些口号表明基督教会里归正宗分支是要完全认识到，教会的权威虽然很重要，但它一定总是要接受《圣经》的仔细察验。

我们已经看了中世纪教会和宗教改革初期，我们现在可以来思想这一课的第三个题目。当代的更正教信徒应当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看《圣经》和我们当代教会神学的权威？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讨论我们对《圣经》当有的立场，然后提出一些很重要，应当怎样看待我们今天教会神学的立场。让我们首先留心来看关于《圣经》的教义。

我们要讨论贯穿这一课一直在讲的三个问题，就是《圣经》的默示，《圣经》的含义和《圣经》的清晰性，以此来看当代的《圣经》观。在我们这个时候，人在这些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都宣称自己是跟从宗教改革的传统。我们要察看这些观点，评价它们的价值。我们首先开始看看当代对《圣经》默示的立场。

任何宣称自己是当今的更正教信徒，让人相信这一点的人，都会接受认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对应当怎样表述归正宗对《圣经》默示的教导存在着极大的混乱。

当代更正教信徒中至少有三种广为人接受的《圣经》默示观。在一边的是常被人叫作罗曼蒂克式的默示观；另外一边是类似极端，称作机械式的默示观。在这两种极端观点的中间是一种被称为有机式的默示观。让我们简单看看这三样。

罗曼蒂克式默示广泛被更倾向自由派的更正教信徒所接受。按照这种观点，《圣经》是在一种浪漫意义上由神默示的，很像我们说莎士比亚，伦伯朗，或者巴赫是得到「灵感」一样。神激发《圣经》的作者，但是他并不监督他们的写作。按照这种观点，《圣经》只不过是人的意见，所以是有错的，对教会没有绝对权威。不用说，那些希望继续按照宗教改革精神前进的人，他们一定要拒绝这种默示观；它通过否认《圣经》的可信性和终极权威，抛弃了更正教对「唯独《圣经》」的持守。

另外一边是机械式默示，有时也被叫做「口述式的默示」。这种观点多多少少都是认为《圣经》作者写《圣经》时是相对被动的。按照这种观点，神实际上是自己写作《圣经》，而人的作者只是作为他听命的秘书。总体而言，这种默示观也是偏离了宗教改革「唯独《圣经》」的原则，否认了人类作者所处历史背景和原本含义的重要性。正如改教家们特别指出的那样，当《圣经》原本含义的规范遭到否认，《圣经》实际的权威就被破坏了，《圣经》的含义就不能被人认识和遵守了。我们被迫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见读进《圣经》里面。结果就是《圣经》本身不再是我们在神学方面至高的权威。

当代归正宗神学必须要避免落入罗曼蒂克式默示和机械式默示的极端里，重新确立《圣经》默示完全的有机本质：就是神感动《圣经》作者写作，监督他们写作，所以他们所写的是无误和带着权威的；但是他没有拦阻他们自己的思想，动机，情感和神学。在默示上人和神的层面并非互相冲突。相反，全部《圣经》都表明了神跨越时间的真理，但却是用高度与人有关，受文化影响的文字表现出来的。所有《圣经》教训都是所有时代的标准，但是它的教训是和具体情景的范畴联系在一起。归正宗的有机《圣经》默示观强调，整本《圣经》来源于人和神，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超越性的特征。这样，归正宗关于《圣经》无误的教训就能得以坚持。

毫无疑问，在更正教对《圣经》默示的三种主要立场当中，那些希望在我们这个时代进一步归正的人要认识到，有机《圣经》默示观最完全地与那些引发、导致更正教改革的各样原则相互吻合。

遵循宗教改革传统的当代神学家除了要强调《圣经》默示有机的本质，还必须要正确看待《圣经》含义的本质。

再一次，在这方面人有彼此相差甚远，却认为自己是代表归正宗思想的立场，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立场都是对宗教改革理想的进一步促进。在这些彼此相差甚远立场的一边是一种可以被称为「当代多元性」（contemporary polyvalence）的观点，另一边是一种被称为「单一一元观」（simplistic univalence）的观点，在中间的是一种可以被称为「综合一元观」（multi-faceted univalence）的立场。让我们先看「当代多元性」的观点。

在最近几十年，归正宗神学家讲论到《圣经》经文的多元性，相信《圣经》经文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古典多元性是因为《圣经》是由神而来，而确信《圣经》有多重的含义；但当代多元性的观点通常是建立在人类语言含糊不清这个立场上的。

实际上，当代多元性教导《圣经》经文是空荡荡的器皿，是任由解释的人把含义加在里面。当然，正如器皿有特定的形状，《圣经》经文的语法是确立了一些基本含义方面的范畴。然而，在这些范畴里面，具体的含义是由解释《圣经》的人表明出来的。

以此为基础，有人认为我们需要摈弃宗教改革对《圣经》字面含义不变标准的强调，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的解释加在《圣经》经文当中，极少或者根本不需要关心到底什么是原本的经文和字面的含义。但我们一定要拒绝这种多元观，因为它废除了《圣经》的权威，给解释的人有权利把他们自己的立场强加在《圣经》里。

另外一边的立场就是我们称之为「单一一元观」的观点。这种观点正确坚持了《圣经》每一段的经文都只有一个主要含义的立场，但是它错在不承认一个含义可能会是综合复杂的。以约翰福音3章16节为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一个持单一一元观的基督徒可能会这样说：「这节经文很简单；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基督。」

这个归纳就其本身而言是对的，但是这节经文讲的比这多得多。它也明明白白讲了神的爱，基督道成肉身，基督的死和复活；讲了世人，永远的审判，以及永生。因为《圣经》的教训是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这段经文也暗示了《圣经》在其他地方会更直接讲到和涉及到的各样各样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约翰福音3章16节只有一个含义，但这个含义超越我们可以对它所作的任何总结。

当我们看不到《圣经》的含义是如此复杂，总是超越我们所能解释的，我们就会很危险地过分认为，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是《圣经》本身。我们的解释取代了《圣经》本身的权威，否认了「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相信《圣经》总是在我们的解释之上的。

在这一系列的立场当中居中的是「综合一元观」（complex univalence），这是和早期宗教改革的立场一致的。《韦斯敏斯德信条》在一章第9条描述了什么是综合一元观，它说，

对《圣经》哪一部份的真正和圆满意义发生疑问时（该意义不能有多种，只有一个），就当用他处较为更明了的经文，借以查究和明了其真义。

按照这种观点，每一节经文都有一个含义，但是这个含义是综合，多方面的，是由全本《圣经》建立的多重交互关联的网络启示出来的。

我们今天需要确立综合一元性这种归正宗的观念，因为它确立了《圣经》给出权威的含义，而不是要由我们来提供这种含义。但它也不容许我们把《圣经》的地位降低到我们对教义的总结这个水平。每一节《圣经》经文都是一个权威，超越我们最尽力的神学探求和对其解释。这种多面一元观的立场提供了一种处理《圣经》含义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在我们今天继续推动归正宗神学的发展。

我们现在可以来讲一讲当代归正宗对《圣经》清晰度的立场。

我们还是用一个范围内的三个点来说明，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在一头，我们看到当代认为《圣经》是「彻底隐晦」的倾向；另外一头我们看到当代认为《圣经》是「彻底清晰」的倾向；但在中间的是宗教改革认为《圣经》是「程度上清晰」的教训。

我们不难看到今天有的更正教信徒认为《圣经》几乎是完全隐晦，向我们是隐藏起来的。他们常常按照解构主义和后现代解经学的精神，认为《圣经》是隐晦的，因为他们就像评价所有其他文字作品一样，相信《圣经》是自相矛盾，是自我挫败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圣经》解释的历史已经表明了如此多的释经难题，要准确判断今天应当怎样去明白《圣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错，尽管我们有足够的人为沟通，《圣经》启示的边缘和边界部分总是会有些难以明白的地方，但我们不能说《圣经》在每一样事情上都不清楚。《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是相当清楚的。这种观点并不反映宗教改革对《圣经》清晰性的立场。如果我们今天要继续推动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要拒绝像这样的夸大《圣经》隐晦性的观念。

在另外一头，一些更正教信徒相信几乎所有的《圣经》都是如此清楚，人们可以很快，很轻松地理解。鼓吹这种观点的人更经常能坚持这种简单的《圣经》清晰观，而不被人驳倒，因为对一切不是出于他们这群非常狭小基督徒团体的《圣经》解释，他们都立刻加以拒绝。

对于今天很多持归正宗传统的神学家来说，夸大《圣经》的清晰性就成了一个根大的试探。我们很心急，不让《圣经》落在现代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泥潭里，但是这样把《圣经》清晰性过分简单化，并不代表宗教改革对《圣经》清晰性的立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早期的改教家们承认《圣经》某些部分如果不是无法理解，起码也是很难明白的。

在这一系列对《圣经》清晰性立场中的中肯看法，就是一种承认《圣经》是在程度上清晰的立场。这是 《韦斯敏斯德信条》第1章第7条的立场，我们看它是这样说的：

经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样清楚，对各人也不都同样明了；但为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那些事，在《圣经》的各处都有清楚的提示与论列，不但是学者，就是没有学问的人，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足够的理解。

请注意，《韦斯敏斯德信条》分得很清楚，和得救必然相关的事情，在《圣经》各处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它也承认，不是《圣经》里所有别的地方都是同样清楚。换言之，《圣经》既不是完全不清楚，也不是完全清楚。

你会还记得，在上一课我们用一种确定度锥体的模式来区分我们对不同的基督教教义所持的信心。在我们这个确定度锥体的底部，是我们松散坚持的信念，因为我们对它们的信心程度是低的。在顶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牢固坚守的核心信念；放弃它们就是放弃基督教信仰。在这两端的中间，是我们用不同程度的信心来相信的其他所有事情。

在很多方面，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思考《圣经》清晰性的问题。第一，《圣经》教导的很多方面，包括得救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是几乎或者根本不需要用做学问的功夫去认识明白。正如《韦斯敏斯德信条》所说的，「学者和没有学问的人」都能明白这些事情。其他《圣经》的信息也属于这一类。事实上，《圣经》很大一部分都是相当容易明白的。

例如，要认识到神创造了世界，或者确实有名字叫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人，或者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后来又出来，这些都不是难的。新约《圣经》很清楚地教导，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有跟随他的使徒们。这些和其他数不清的《圣经》部分是如此清晰，为了明白这些事情，没有人需要花上研究和做学问的努力。

第二，《圣经》某些方面是只有那些研究古代历史，经文批判，《圣经》原文，释经方法和神学的严肃学者才能明白的。这些包括比如像保罗的末世观，创世纪的历史性目的等这样的事情。《圣经》的这些和其他方面要求人付出更多研究的功夫。但只要化上足够多的学术努力，很多一开始看来是模糊不清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加清楚。

最后，《圣经》的某些部分，不管我们花了多少学习的努力，看起来仍然都是不清楚的。当我们尝试去把《圣经》对应的部分，比如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或者新约的福音书合并一起参考，关于《圣经》难以明白更明显的例子就出来的。尽管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有很多问题看来是不能解决的。

所以，当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总要记住，《圣经》的一些方面是要比其他方面更清楚。只有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才能负责任地处理《圣经》权威这个问题。尽管毫无疑问所有《圣经》都是权威性的，但在实际应用方面，我们可以按照《圣经》不同部分显示出的相对清晰程度，来把握《圣经》对我们权威性的指引。所以我们看到了，为了在我们今天表明归正宗的传统，我们一定要在《圣经》清晰性这个方面避免当代的极端，确立《圣经》的清晰是程度上的清晰。

基于上述对《圣经》权威的认识，现在我们就留意去看教会权威在当代归正宗神学中所起的角色。

我们要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向上：首先，我们看看当代的归正宗神学家应当怎样看待过去的教会权威；然后，我们要讨论当代的归正宗神学家应当怎样看待当今的教会权威。让我们首先看过去的事情。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早期更正教信徒认识到圣灵在过往教导了教会许多真理；他们应当恰当地尊敬和服从教父的教导，信经和教会长久的传统，接受这些作暂时初步的判断。然而，早期的更正教信徒坚定确立《圣经》高于教会过往的教训，以此作为平衡。他们依靠过去的，但也努力用《圣经》的标准衡量教会所有的教训。

不幸的是，今天的归正宗神学家常常发现，要牢牢持守这个早期更正教立场的两个方面，是不容易的事。我们注意到有三种的观点：一端是传统主义，另一端是「《圣经》主义」，而在这些极端的中间是归正宗「不断归正」的作法。

在一方面，当代的归正宗神学家常常落入「传统主义」的圈套。 我指的传统主义，是那些偏向和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非常相似的作法。归正宗传统主义确立《圣经》的权威，当然是拒绝天主教的传统，然而很多时候归正宗传统主义者是如此看重归正宗信仰的表达，以致在实际方面，他们没有对过去作充分的审查。

如果你对今天的归正宗神学家有很多认识，你就很有可能已经发现了这种倾向。归正宗神学家经常接受历史性的教义立场和过往的作法，以致到了一种地步，就是在实际方面，这些传统被当作进行当代思索和实践不容置疑的基础。太过经常的是，这些本意是好的归正宗神学家在回答神学问题时倾向简单地问，「归正宗的信条是怎么说的？」而不是问，「《圣经》怎么说？」

另一方面，当代归正宗神学家在处理过去的教会权威时也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陷入了那被称为「《圣经》主义」的极端里，这种极端是启蒙现代主义的基督教版本。这些神学家的做法让人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到《圣经》这里来，不依靠过去更正教传统的帮助来决定一切的神学问题。

一次又一次，那些看自己属于教会更正一派的神学家是这样回应归正宗传统主义的，他们这样说：「教会从前怎样说，这并不要紧。我只关心《圣经》怎么说。」这种宣言远远超出了顺服《圣经》，以《圣经》作为我们最终权威的做法。它忽视了神的灵赐给教会的智慧，只容许当前做工的个人或单个团体作神学上的判断。

为了在今天继续推动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再次确立「不断归正」。我们一定要努力确立《圣经》的至高无上，也不忽视宗教改革传统的重要性。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天「不断归正」，这就要求我们不仅把早期教父和教会会议的决定作为暂时，初步的判断加以接受，而且对待我们自己的归正宗信条和传统也是要如此。我们有《韦斯敏斯德信条》，《韦斯敏斯德大小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特信条》。除了这些文件，我们还有一些过去教会领袖和神学家所写的非正式的文章。另一方面，这些过去的权威总要服在《圣经》不容置疑的教训之下。要在今天继续推动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圣经》权威之下，去如此判断过去的教会权威。

看完归正宗神学家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过去，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归正宗神学家应当怎样看待当代的教会权威？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今天正在发展的神学权威？

我们已经看到，早期的更正教信徒认同，教会中被正式按立的领袖发展起来的神学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也小心不去高举教会中活着的权威，以免这些超过《圣经》的教训。不幸的是，当代归正宗神学家再一次发觉，要跟随早期更正教信徒的立场，并不十分容易。他们大多数人在看待和理解当代归正宗神学时，也往往会倾向于走各样的极端。

在一方面，归正宗神学家倾向怀疑今天的教义陈述。另一方面，很多人倾向对当代教义陈述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真正的归正宗神学所采纳的方法就是努力做到「在当代教义陈述上忠心」。

这种观点不是对当代归正宗神学报极其怀疑，或者实用之上的态度，而是抱着一种心愿，在我们今天的神学领域作出「忠于《圣经》的陈述」。让我们解释什么是忠于《圣经》的陈述。为了明白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应当省察我们自己是怎样看待神学论述上的对与错。

在对待当代归正宗神学家权威的问题上，人存在着严重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极端立场，部分原因在于人简单地用二元论的词句来评价教义性的论述。就像传统的抽象逻辑对错表，人把神学教义看作是简单的对或错。但在实际中，取消这种抽象的模式，这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用连续程度去思想教义论述的真实性，用对与错之间的这个连续范围作为参照，把它们看作是在一个范围内，有各样的可能，这对我们就更有帮助。所有的神学论述多少都有对与错，这取决于它们是多么接近地反映出《圣经》无误的教训。

在这个连续范围的一边，我们发现一些描述《圣经》教训的神学立场是好的，足以让我们有无愧的良心，把它们看为是「对的」。当然它们不是完美的，但除非有某些修正出现，表明它们是不足够的，否则它们就足以被看作是对的。在这个连续范围的另一边，其他的神学立场是如此偏离《圣经》教导，以致我们能够给它们贴上错误的标签，除非有某些修正出现，表明它们是可接受的。

以「神有主权掌管万有」这个论述为例。这个论述足以接近《圣经》的教导，以致我们可以就它所说的，说它是对的，觉得这样没有问题。《圣经》确实教导神有主权掌管万有。然而，因为这句话可以有所改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不完美的。例如，如果我们要把合乎《圣经》的信心和自然神论或者宿命论区分开来，除非我们把一些条件加在这句话上，把神应对历史事件的护理这实情包括其中，否则这句话就会误导人了。

类似，「耶稣就是神」这个论述，是和《圣经》非常接近，可以在大多数情形里被接纳为是对的。就它所言，这个论述是代表了《圣经》的教导，对此我们感到满足。但在某些上下文的情形里，我们认识到这样的论述可能会掩盖了这么一个事实，就是《圣经》也教导基督完全的人性。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一定要给这个论述加上条件，把基督的人性包括在内，然后我们才能负责任地把它接受成为是真实的论述。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对当代神学发展有这样的说法。一些神学论述是相当接近《圣经》，可以被算为是对的。其他的是非常远离《圣经》，可以被算为是错的。但就一切神学论述的制订而言，有一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就是一切教会神学的论述，都可以得到改进。这不过只是早期归正宗的格言「不断归正」而已，或者就像我所说的，「一个声称为最终的神学论述，不过只是缺乏想象而已。」.

当我们说，当代归正宗神学的目标就是作出忠于《圣经》的神学论述，我们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我们不怀疑当代的教会神学，我们不是拒绝所有意义上的权威，不是认为不需要顺服教会今天所说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完全教条化；我们不坚持说当代神学论述是完全的。我们而是谦卑，负责任地使用神赐给我们的一切资源：解经，基督徒之间的互动，以及基督徒的人生，以此发展形成出忠于《圣经》的教义论述。

我们努力让我们的教导尽可能与《圣经》的教导相一致。我们的教义和《圣经》越接近，它们就有更大的权威；它们离《圣经》越远，它们的权威就越小。但在一切情形里，教会神学一定要顺服在《圣经》之下。我们的目标就是作出忠于《圣经》的神学论述。

在这一课里，我们探讨了《圣经》权威和教会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检视了中世纪时期发展起来的几种观点。我们也了解到早期宗教改革是怎样更正了这些观点。最后，我们探讨了在《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方面，如何把宗教改革的立场应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需要上。

建立一种基督教的神学，这需要我们认真评估《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我们思想里牢记了这一课的原则，就能避免很多过去困扰教会神学的问题，也能避免很多很多在今天仍然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就能建立起那能够服事教会，能将荣耀归于上帝的神学。